4月3日中午12點半，2020屆讀書推薦活動第三季不負春光，準時相約。這次由歷史教研組焦鑄老師主講，為同學們推薦了《改變中國——在中國的西方顧問》。

改變中國

——在中國的西方顧問

1949年8月18日，毛澤東發(fā)表了著名文章《別了，司徒雷登》，對這位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和他背后的華盛頓政府極盡諷刺。毛講：“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，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(lián)系，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，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(jiān)獄，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，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，因此被馬歇爾看中，做了駐華大使，成為馬歇爾系統(tǒng)中的風云人物之一?！泵奈恼聭T常以小見大，他并非針對司徒雷登，而是把司徒雷登作為美國扶蔣反共、干預內(nèi)政的霸權(quán)政策的代表。以毛澤東在新中國的地位，此文成了中國輿論對司徒雷登的蓋棺定論，搞臭了司徒先生幾十年。

像司徒雷登一樣的外國人，在晚清民國時期，有成千上萬。他們有的來中國為了傳教，有的為了淘金，有的以社會活動家身份參與中國政治，有的徑直做了中國的客卿，還有的則扮演者侵略者的形象。中國近代革命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，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(chǎn)黨，都曾宣傳、鼓動、甚至操縱民族主義情緒為革命服務。幾十年來，在民族主義情緒和革命外交的影響下，晚晴民國一百年里，在華洋人的形象不僅沒有清晰，反而更加模糊，越來越被當做一個整體，然后貼上了“侵略者”的標簽。廓清歷史，尋找真實的在華洋人形象，我們從史景遷的《改變中國——在中國的外國顧問》開始。

史景遷在2004-2005年度擔任美國歷史學會會長，畢業(yè)于溫徹斯特大學、劍橋大學，取得耶魯大學博士學位并留校任教。他在西方漢學界享有盛譽，與哈佛大學的孔飛力、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魏克曼并稱“漢學三杰”。

史景遷擅長明清史，尤其擅長人物研究。以人物切入，以小見大，折射整個中國社會。他著作等身，代表作有《曹寅與康熙》《太平天國》《前朝夢憶》《王氏之死》《追尋現(xiàn)代中國》《大汗之國》等等。

在本書中，他從明末清初的南懷仁、湯若望一直講到新中國初期的蘇聯(lián)專家團，橫跨100年的中國近現(xiàn)代史，涉及多個領域和職業(yè)，試圖探究這些來華的洋人們到底因何而來？有何成就？有何遭遇？并追問他們的為什么有此遭遇。

我們選取胡美醫(yī)生的故事為例。義和團運動期間，有一名叫皮金的耶魯學院的學生，在中國遭到斬首。皮金的一群校友，就打算做點事，讓中國開化起來，以告慰皮金在天之靈。1902年，耶魯海外傳教會成立，成為雅禮計劃的開始。他們的宗旨是“以耶魯精神奉獻力量，服侍上帝，以增加遠東同胞的福祉?！币敽Ｍ鈧鹘虝x定了長沙為活動中心，并在1906年成立了“雅禮大學堂”，這就是今天的湖南名校——雅禮中學。

耶魯傳教團決定開辦醫(yī)院和醫(yī)學院，為中國的醫(yī)學教育奠基。他們找到了1897年畢業(yè)于耶魯，后來取得約翰·霍普金斯大學醫(yī)學博士的胡美。1905年，胡美到達中國，那年他29歲。惡補一年中文后，就前往長沙投入工作。1906年，雅禮診所開業(yè)。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(fā)，中華民國建立。胡美欣喜若狂，他給美國的雅禮協(xié)會寫信說“機會來了，1911年的叛亂為中國的改革和進步敞開大門。這意味著這個國家從此將由受過現(xiàn)代教育的人類領導……他們將以無比的熱情來擁抱西方人的無私奉獻，接納西方人理想的性格、教育，以及在各方面提供的建設協(xié)助”然而現(xiàn)實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樂觀。

1912年，胡美力排眾議，促成了傳教團與長沙市民委員會的合作，1913年湘雅醫(yī)院和醫(yī)學院創(chuàng)辦。這就是今天的中南大學湘雅醫(yī)學院。然而，正當胡美的事業(yè)步步上升的時候，1924年，北伐戰(zhàn)爭爆發(fā)。大革命喊出來了“打倒列強除軍閥”的口號，民族主義情緒在全國范圍內(nèi)引爆。湖南的反洋教、反洋人情緒愈加高漲，最終引發(fā)了雅禮中學師生與本地人的沖突。胡美認識到“中國人已不再對‘入侵者’卑躬屈膝，而無論他們所來為何”。他認為，要想在中國繼續(xù)工作下去，繼續(xù)實現(xiàn)自己的人生價值，就要“更像中國人，更有效效率，更富基督色彩”?？墒牵诖髸r代的變遷里，小人物總是命運多舛。1927年1月，北伐戰(zhàn)禍燒到長江兩岸，長沙成為了“左翼”的大本營，美國使領館下令，在湘美籍僑民立刻撤離。胡美一家人，擠在一趟軍列的行李車廂的郵包中離開長沙的。

胡美在華期間，致力于教育與醫(yī)療，盡力做到無涉政治，保持“基督”慈父一視同仁地憐憫萬民的姿態(tài)和理想，醫(yī)治肉體、開化心靈。實際上，就算胡美們有意識地保持中立，可是“只要西方列強對中國事務這么有影響力，西方人便談不上真正的保持中立”。正如晚清40年里，在華最具影響力的大清國海關(guān)總稅務司赫德在義和團運動期間思考自身命運時候所說：“中國人歷經(jīng)兩千年來的馴化，熱血早已冷卻，不過我認為這些日子以來的絕望，會使熱血以最狂暴的方式沸騰，屆時我們這些洋人都會被趕出北京”。赫德是有預見性的，當以民族主義為核心的中國革命全面爆發(fā)，并取得勝利時，他們這些乘著“歐風美雨”而來，身后是“船堅炮利”的祖國的洋人，無論多么熱愛中國這塊土地、無論在這里投入多少精力、改變中國還是被中國所改變，他們都必須離開。胡美如此、赫德如此、司徒雷登亦如此。

這些“洋大人”來了，又走了，這一來一走，就是中國的100年，而這100年里他們帶來了現(xiàn)代教育制度、帶來了現(xiàn)代醫(yī)學體系、帶來了現(xiàn)代工業(yè)、現(xiàn)代農(nóng)業(yè)、現(xiàn)代銀行、現(xiàn)代金融、帶來了市場經(jīng)濟、帶來了君主立憲、民主共和、馬克思主義，他們也帶來了鴉片、屠殺、掠奪。今天，重新考察那歷史中的那群人時，首先，不要用“洋人”的集體性掩蓋個體性，每個人都是不同的；其次，我們要重新審視宗教情懷咋西方文明擴展中的意義；最后，我們要特別關(guān)注個體命運在大時代里的沉浮。

文圖/焦鑄